中美关系中的信任确实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主持人：作为一名资深的亚洲事务专家，您认为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关系，我们必须处理好两国关系。导致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应如何稳定中美关系？双方怎样才能再次找到共同点？

韦德宁：感谢你们，感谢所有人出席今晚的活动，感谢你们成为乔治敦大学的校友。我很高兴和你们在一起，和乔治敦大学北京校友会在一起。我是乔治敦大学的毕业生。我记得在上学期间曾被邀请到白宫的草坪上。那是1979年1月，吉米·卡特总统接待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但访问的气氛温暖而热烈。

从那天起，我把自己奉献给了美中之间的外交和对话这份事业。我很自豪地说，我将继续通过乔治敦大学来推进这项事业。我想就乔治敦大学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说几句话，然后我将谈到美中关系。我们致力于通过“中国倡议”让学生和教职人员与中国同行之间建立联系。新冠疫情期间，我们通过Zoom与北大、清华和复旦大学的学生与教师进行线上对话。

今年，我们渴望在华盛顿和中国恢复面对面的对话，我们期待着这些安排。另外，我们刚刚出版了一本大家可能会感兴趣的、有关美中关系的书，叫《Cold Rivals》（《冷酷的对手》）。它是由我的好朋友兼同事麦艾文（Evan Medeiros）参与编写的，他也在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项目。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收录了美中学者思考两国关系未来的文章。我真的鼓励大家看一看这本书，我认为它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见解。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

我就中美关系的现状谈几点看法。首先，我确实赞扬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去年在巴厘岛举行的会晤，以及他们试图为正以危险的方式恶化的美中关系奠定基础的做法。我认为今年夏天以来，四位拜登内阁资深成员的访华之行迈出了非常积极的一步。其中效果最正面的就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刚刚结束的访华之旅，期间，双方就促进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发展设立工作组的决定十分有意义。但我确实很担心美中关系的“新地板”到底是用硬木制成的，还是由容易开裂的胶合板制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年初气球事件发生后的七个月里，很少有中国高级官员访问华盛顿，两军关系完全冻结，（美国）针对中国国防部长的制裁僵局也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战术性进展，希望在我称之为“第二次巴厘岛会议”，也就是即将在今年11月份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双方能够取得更多进展。

我们必须诚实地说，美中关系中的信任确实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中国公开表示以华盛顿为首的西方国家致力于全方位遏制和打压中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声称，中国计划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手段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

尽管目前（美中关系）的僵局看起来让人觉得毫无希望，但我想提醒大家，我做这项工作已经40年了，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艰难时期，并且能够通过外交途径来弥合分歧。

请允许我回顾一点历史。过去美中最成功的沟通途径之一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与中国同行之间的密切接触。这已经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绕开了双方的官僚机构，并将讨论提升到两国领导人授权的战略层面。但这确实需要时间、也需要非常忙碌的高级官员间达成共识。我想举几个例子让大家了解过去是如何运作的。

1995年至1996年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访美”加剧了紧张局势。在幕僚的说服下，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意识到，化解危机的唯一途径是与中国同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

安东尼·莱克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并在2008年奥巴马参选时作为其外交政策顾问

当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是刘华秋。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指示，莱克邀请刘华秋于1996年3月访问华盛顿，但他们没有在华盛顿会面，而是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前纽约州州长）位于弗吉尼亚州乡间的庄园会面，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台湾地区周边进行导弹演习。第一轮会面并没有结束危机，在此期间，克林顿总统宣布在台海周边部署两艘航母。然而，托尼·莱克于1996年7月去了北京，两人进行了坦率的讨论，被认为重新解决了双边战略框架的问题。

类似地，在1989年，老布什总统决定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稳定关系。斯考克罗夫特在3周后便秘密前往北京，见到了邓小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己对中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关系经历了许多起伏，但总体来说一直在稳步深化，不仅仅是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基本利益，也是因为我们尊重两国之间的多样性。

现在看来，斯考克罗夫特之行是成功的。他后来注意到，此行的目的不是为谈判，而是努力与那些倾向于孤立自己的人保持沟通。老布什不希望看到两国关系20年的进展毁于一旦。

我的建议是，今天需要的是由两国领导人挑选出两位对话者，来进行类似的、安静的战略性讨论，以寻求新的稳定双边关系的运作方式，形成一种允许冲突各方和平共处的安排或协议。这样的安排或协议要么无限期地试行，要么一直实施，直到（双方）达成最终解决方案。

在我看来，这正是今天需要做的事情。这样的工作已经有明显的候选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但两位领导人也可能指定其他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套广泛的、指导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原则，而今天我们缺少这样的原则。这不是那种处理更具体事务、往往会导致分歧的谈判，那样的谈判应该交给国务卿布林肯与其他人来处理。

我相信，今年5月王毅和沙利文在维也纳的会晤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指的是一个更持久、意图更加明确的过程，不受国际媒体的聚光灯干扰。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将坦诚但建设性地努力，建立一套彼此都能遵守的原则，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王毅与沙利文今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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