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网特稿2024时光年度大赏，关注中国电影的脉搏跳动。过去的一年，中国电影充满了惊喜，也留下了遗憾，电影人们在银幕上继续书写故事，继续探索和记录这个时代的声音。回望这令人感慨的一年，我们更想从不同创作者的创作经验里，发现中国电影的时代轨迹。

中国导演在进入“第六代”之后，就不再以代际划分，但是我们依然习惯将拥抱类型化和个性创作的同时代导演们看做一个集体。

 
宁浩、徐峥、管虎、陆川、高群书、乌尔善……在过去20年，这一批导演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电影，尤其是商业类型电影的高速发展。

 
2004年，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是15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不断翻番，年轻且极具创作力的导演迅速成长为票房和市场的支柱。

整个2024年，只有7部国产电影票房超过10亿，这个数量不仅远低于2023年的12部，比起疫情三年（20年6部，21年9部，22年6部）也不太能拿得出手。

 
当然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份票房成绩单上，除了雷打不动的麻花喜剧和《熊出没》，还有“老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有“跨界导演”贾玲和韩寒，有“新导演”柯汶利，偏偏少了受人期待的“中坚力量”们。

在2024年——这个中国电影市场亟需恢复的时候——他们似乎并没有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是观众对期待太高？还是新的环境对于他们提出的更新挑战？钱钟书说过，早熟的代价是早衰。在今天我们面对2024年的电影榜单，却似乎看到同一批人面对更大的市场却无力可施。

所以，中国导演的中坚一代，到底怎么了？

淡出的宁浩与迷惘的徐峥

2023年11月，宁浩导演、刘德华主演的《红毯先生》第二次改档，宣布定档2024年2月10日大年初一上映，正式加入了春节档的战场。

宁浩+刘德华+讽刺演艺圈现状+喜剧题材，尽管纸面上的战力看似相当不错，但是在上映6天之后，《红毯先生》官宣撤出春节档，相当潦草地结束了这次亮相。

 
这样的结局对于宁浩来说似乎并不算一场“意外”，早在1月现身董宇辉直播间宣传的时候，一个小时卖出了60万张电影票也并没有让宁浩显得心满意足，相反他和刘德华留在直播间与董宇辉聊了一个半小时，主题是“沟通与理解”。

这显然不是一个单纯为了“卖票”的宣传活动，宁浩想要讨论的“理解”，既是影片中身为巨星的刘伟驰与观众和电影圈之间的核心矛盾，也是宁浩自己试图与中国电影达成的和解。

 
用300万拍出了《疯狂的石头》，宁浩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最知道观众想看什么电影的导演，但是已经五年没有拍新片的宁浩在《红毯先生》里展现出更强烈的淡出之意：这并不是一部属于市场的电影，甚至不是一部期待观众的电影。

宁浩自己也说，“我们不缺很热闹的片子，我自己也烦了。想拍两个冷静点的。”这种冷静，正是《红毯先生》那些与其说是喜剧、不如说是无奈调侃的“拧巴”，这部电影既“不能”说网暴刘伟驰的粉丝有错，也“不愿”承认刘伟驰有错。

 
观众不理解明星，资本也不理解电影。这或许是宁浩感受最深的绝境，《红毯先生》正是对这种绝境的回应。

但如果换一个标签，我们或许会看到在远离导演身份之外，身为监制的宁浩在没有新作的五年间，以“坏猴子影业”为平台，推出了《受益人》《热带往事》《奇迹·笨小孩》《孤注一掷》等作品。

 
转身后的宁浩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谈论电影，这或许就是他想要进行的“沟通和理解”，但是相比起宁浩有底气从导演转向监制，同样在今年遭遇票房滑铁卢的徐峥就很难一样淡然处之了。

 
在某种意义上，徐峥和宁浩有一些相似性，同样都以一个作品系列被大量观众接受，也都迅速成为票房的保证，甚至都长期合作过黄渤。

但是《逆行人生》的票房失利与《红毯先生》显然根本不是一个等级，至少对于徐峥来说，对于这部新作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

平心而论，《逆行人生》远比此前的“囧”字系列更有社会深度和人文关怀，徐峥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当下时代里普通人生活的现状和焦虑。

 
但是这并不足以让影片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可/《逆行人生》还未上映，就迎来了大量质疑，“中产扮演底层”的争议在观众与徐峥之间划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上映之前就几乎已经为影片盖棺论定。

这样的偏见看似无理，却也情有可原。“中产阶级危机”，是徐峥在过去作品中最擅长也最成功的舒适圈，且不说从《泰囧》《港囧》到《囧妈》这个系列整体都建立在“出境旅行”这个前提之下，就已经超越了大部分普通人的日常，更何况影片中，主角所面临的事业危机、家庭危机和情感危机，也完全都是属于中产的叙事。

 
《逆行人生》是一个改变，但是这远远不够，尤其在经历了这特殊的三年之后，徐峥在影片里努力俯身屈就底层生活，在本质上依然与“泰囧”系列别无二致：在体验完人生低谷的失意之后，主人公又找回了从前的生活。

只不过，从前是找回物质上的中产生活，现如今是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与和解”，换了一个方向，却依然难以回避那个最尖锐的矛盾：既然外卖骑手在摔倒之后都还要“微笑打卡”，那为何接下来影片没有去追问这个冰冷的系统，而选择逃避到温情的安慰中去？

 
当然，这不是徐峥的问题，但是《逆行人生》甚至没有像《年会不能停！》一样，用一场宣泄的戏份对这个系统发起哪怕是娱乐化的质问。只是简单地拿出了“未来会更好”的万能药，对于如今的观众来说，当然远远不够。

徐峥的碰壁，或许是所有中生代导演在面临疫情后的全新市场环境以及观众情绪时巨大不适应的集中显现，而他与宁浩的不同在于，“真乐道”不是“坏猴子”，它还不能成为徐峥的另一张牌。

 
徐峥接下来的作品可能是重回自己的中产喜剧舒适区——“囧”字系列，观众还会不会买账，我们不得而知。

陆川与徐浩峰：一种结局

要说2024年的国产电影“票房惨案”，或许有不少案例，但能称得上“口碑惨案”的，可能只有《749局》。

这部当初号称“揭秘专门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神秘部门749局”的影片早在立项之初就吸引了大量关注，漫长的制作周期，《阿凡达》特效团队的加入，奇幻、冒险、动作等抓眼要素的集结，以及有着王俊凯等人气演员的卡司，《749局》在国庆档上映之前，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观众期待值。

 
正是在这样的高预期之下，影片上映之后的口碑崩盘也来得更为“惨烈”，评分一路下滑，让影片成为今年最令人失望的电影新作。

其实站在年末盘点的角度回头再看，《749局》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前期宣传的特效，虽然并没有达到足够惊艳的效果，但至少算是达到了故事情节所需要的最低程度，而围绕“749局”所建立起的世界观，即便生涩，也依然有明晰的基本框架。

 
但是这些零碎的优点，并没有办法扳回影片在情节处理和人物塑造上的空洞感，无论是主角马山（这个角色致敬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中的角色）的成长经历，还是整个749局对抗外星生物的热血情感，都沦为铺张场面和生硬桥段的陪衬。人物失去魅力，只剩下苍白的空壳。

 
对于陆川而言，这才是最令人疑惑的失败。从《寻枪》《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陆川此前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写出了在极端境遇下的人性的复杂，但从《九层妖塔》到《749局》，这种对于角色本身的理解，又完全淹没于华而不实的视觉效果当中。

对于陆川来说，电影工业化带来的特效大片似乎并没有成为提升作品品质的药，反而成了丧失风格的毒。

 
陆川当然是有审美的，但是这种审美的循序发展毫无疑问落后于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本身，和徐峥一样，试图用从前的方法来解题的陆川，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上只会得到错误的答案。

这种审美风格与观众期待的巨大落差并非一定是坏事，但确实是相当容易陷入困境的冒险。

类似的例子，来自徐浩峰的《门前宝地》。在影片上映之前，即使你能意识到这部影片不太可能成为市场宠儿，但是也绝想不到它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今年电影圈最出圈的“玩梗”源头。

 
徐浩峰从来就不是会被所有观众接受的导演，在小众圈子里备受好评，并不一定能带来商业上的成功，这一点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电影《师父》依靠知名演员廖凡和宋佳的出演，最终拿到了超过5000万的票房。而他2011年的旧作《箭士柳白猿》，即使趁着《师父》的热度在2016年登上大银幕，也依然只有500多万的成绩。

 
市场“买账”的是演员而并非影片风格，对于更适合“圈地自萌”的徐浩峰作品来说，这样的现状也算不上困扰。只不过，在意外出圈被网络玩梗裹挟之后，关于《门前宝地》的讨论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

 
市场不讲情怀，“最大的受众”和“最完整的个人表达”本来就是不可兼得的两极。徐浩峰或许只是无意卷入网络的狂欢，但对于更多导演来说，这个选择依然尖锐。

乌尔善的尴尬

前述几位导演的新作在今年“花式扑街”，或许还能找到共同的外因，他们都是时隔多年再次推出新片：宁浩4年后才出新作，徐峥也是4年，陆川8年，徐浩峰8年。

 在这段时间里，观众和创作者都经历了特殊三年的巨大变化，也许我们还能将创作与市场的落差，部分归因于“不适应”。

但是《异人之下》的票房和口碑失败则显然是有其他的理由，毕竟乌尔善在去年才刚拿出了“打开中国奇幻电影大门”的《封神第一部》。

《异人之下》有同名剧集的良好口碑，有国产奇幻的类型热度，有人气演员和《封神》导演坐镇，最终仅仅收获1.18亿票房。虽然作为系列影片现在就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但这个IP的表现不如预期，也为续作的前途蒙上了阴影。

 
《封神》，可以；《异人之下》，不行。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不是乌尔善所能左右和掌控的，事实上，乌尔善面临的困境，正如多年之前他的“恩师”陈国富所面临的困境一样。

2010年，陈国富践行自己制作国产工业大片的理念，自己监制，由好友徐克导演了《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开启了中式奇幻的探索道路。

 
《狄仁杰》三部曲、《太极》系列，以及被陈国富选中而成为导演的乌尔善执导的《画皮2》和《寻龙诀》，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作。

这场奇幻风潮的偃旗息鼓来得相当突然，2017年的《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将奇幻元素带进了当代都市，试图打开奇幻类型的新维度，但是不到3亿的票房证明了这次尝试的失败。

 
巧合的是，当年被陈国富提拔为导演的乌尔善，如今正重复着陈国富当年类似的道路，也遭遇着类似的困境：古装奇幻类型，可以；当代背景，不行。传统文化的古典故事中的奇幻元素能被接纳和理解为经典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现代都市中的奇幻则显得无比“中二”和“幼稚”。

 
这究竟是类型本身的制约，还是市场欣赏习惯的差异？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奇幻类型和乌尔善来说，极难，也极重要。

中年困境还是创作瓶颈？

其实回看2024年的华语电影，中坚一代导演的集体“踩空”还有更多案例，高群书的《三叉戟》、陈思诚的《解密》，以及丁晟的《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事》，也都没有触达他们鼎盛时期的成绩单。

 
当然，我们并不能用票房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比如管虎的《狗阵》和贾樟柯的《风流一代》，本身都并不是有票房期待的作品，但是对于这批正处在40-50岁年纪之间的导演来说，他们正处在创作能力最完整和纯熟的时代，在此期间的任何一次与市场和观众脱节，都将是巨大的失误。

 
时间回到2012年，当年的上海电影节举行了名为“当新浪潮遭遇航空母舰：华语片的救赎之道”的电影论坛，参会者包括当时“第六代导演”中的大多数人。

而那次的论坛核心议题是，在中美电影新政之后，国产电影如何面对好莱坞的冲击。当时作为电影界新生力量的导演们齐聚一堂，反思创作、总结经验、期待未来。

 
12年后的今天，“好莱坞的入侵”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中国电影感到威胁的存在，当年的年轻导演们也成长为国产电影的中坚力量，但他们面临着更新的困境和挑战。

流媒体、短视频、AI技术、虚拟现实，这个时代有太多更强更凶猛的“航空母舰”在挑战着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的地位。

中坚一代导演如何在自己的创造、提拔新人的同时应对这种时代的剧变，或许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性别问题吗

我们在上面聊“2024年中国电影”的时候，绕过了一个不能忽视的话题：贾玲与她的《热辣滚烫》。

我们列举中坚一代导演在今年的受挫的时候，也绕过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们都是男性导演。

 
这其中当然有一个统计学问题，在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的导演行业，我们无法就此得出结论：中坚一代导演的困境，就是男性导演的困境。

但是女性导演的发声获得了更多更响的回应，确实是不争的现实。《热辣滚烫》在春节档上映，最终收获近35亿的票房，虽然不及前作《你好，李焕英》的54亿，但也稳坐年度票房榜冠军。而这，才是贾玲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上映前媒体预测票房不会超过《爱情神话》，而如今半个月过去，影片票房已经远超前作，最终预测票房已经超过6亿。而这，也是邵艺辉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五一档的《末路狂花钱》，大概是今年最意外的黑马作品，最终票房7.8亿，是《749局》的两倍。影片的导演是第一次执导电影的乌日娜，她此前的导演作品是竖屏微网剧《生活对我下手了》。

除此之外，还有殷若昕的《野孩子》，尹丽川《出走的决心》，以及张裕笛的《倒仓》，在口碑上和票房上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

 
所以，这是一个性别问题吗？在女性意识和女性表达被强调和重视的今天，我们会迎来女性导演的更多亮相，而淘汰那些不再适应当代的男性化视角和表达吗？在这一代的中坚力量之后，我们会看到下一代的接棒人中出现更多的女性身影吗？

此时此刻的我们不得而知，只有中国电影自己才能给出最后的答案。

作者 | 鬼脚七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头条今日_全国热点资讯网（头条才是今日你关心的） » 2024年，中生代导演们“尚能饭否”？